“现在稻子快熟了，你们要赶快把田分完，农民拿了一季稻子，情绪就稳定了，我们的队伍就站住了。”　　“分田地一定要注意发动好群众，群众没有起来，分田地是假的，农民还会把打到的粮食送到地主家去。”　　这种关心大局、不计较个人恩怨的作风，使周围的同志很感动。即使是一些在红四军的七大上对有意见的人，也不得不承认是一心为了革命的。　　最后，贺子珍和来到了苏家坡。苏家坡是永定县的一个村子。村子比较大，坐落在一个山沟沟里，很偏僻。　　朱德带部队出发前惦记着的安全，专门调了一个支队的士兵来担任警戒。永定县委书记张鼎丞，怕支队的兵力太弱，又抽调了相当一个连的地方武装配合警卫，同时封锁住在这一带的消息。　　他们这样周到的考虑并不是多余的。和贺子珍在这里生活了两个多月，几次遭到敌人的袭击。他们在一个村子里住长了，消息就很难封锁住。一些对苏维埃政权有仇恨的人，偷偷地给附近的地主民团和保安队送信，他们不一定知道住在这里的是谁，但他们能猜想到是个重要领导干部。　　于是，地主武装就利用晚间人们不防备的时候，搞突然袭击。有一次还来了几个连的国民党正规军，他们倒是在白天行动的。　　那时，还不能自己走动。遇到紧急情况，战士们就把他扶上担架，抬到山上去隐蔽，等敌人走了，再回来。一到晚上，他们也不敢有一点大意。　　白天，住在村子的这户人家；入夜以后，他们又换到村子的另一头的人家住宿，使敌人摸不着他们的行踪。这样，敌人的多次袭击，都扑了空。　　永定县委的同志非常关怀的健康。他们送来了银元、大米和蔬菜，还专门派来一位中医跟着行动，为他治病。　　根据地的老百姓和红军心连着心。他们了解到附近的敌人有什么动向，都会自动跑来报告，并且承担掩护工作。和贺子珍住到哪一家，哪一家的群众就同红军一起放哨，让睡个安稳觉。　　同志们的友谊，群众的深情，温暖着的心。他的病慢慢好起来了。他在病中最好的消遣，就是同这里的群众聊天，从天时地利、风土人情到年成的好坏，他都想听，而且听得津津有味。他还详细了解这里进行土地革命的情况，群众对分田政策的意见。他同这里的群众聊天，往往一坐就是大半天。　　在苏家坡，消息十分闭塞，报纸很难看到。这使感到难以忍受。幸好县委常有人来，给他们介绍外界的情况。红四军出击闽中失利，已经回到闽西根据地的消息，这是县委的同志告诉他和贺子珍的。很关心这次战斗，详细询问了作战的经过。　　9月下旬，红四军决定在上杭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，前委通知去参加。虽然能自己走路了，身体仍很虚弱，贺子珍放心不下，就劝他说：　　“这次会不去算了。”　　不肯同意，耐心地对妻子说：“这是一个做思想工作的好机会，我怎能不去?”　　拖着虚弱的身子，坐着担架到上杭去了。　　贺子珍没有一起去，留在苏家坡。　　当到达上杭时，会议已结束。但这次会议没有解决什么问题。大家见的病情较重，全身浮肿，就决定让他继续休息。　　几天以后，回来了。贺子珍见他神情不悦，心里明白一定是说服工作又没有效果。原来，前委又接到中央来信，说粤桂的军阀又发生新的冲突，这是打广东的好时机，重申要红四军立即到广东去活动的指示，在会上反复劝说，仍然没有得到战友的理解。会议以后，红四军留了一个纵队守根据地，其余三个纵队开到广东去了。　　此后不久，贺子珍陪护在上杭临江楼继续治病。经过一位名医吴修山十多天的治疗，病情明显好转。正逢重阳节，看到院中黄菊盛开，诗兴大发，填了一首《采桑子·重阳》：　　人生易老天难老，　　岁岁重阳。　　今又重阳，　　战地黄花分外香。　　一年一度秋风劲，　　不似春光。　　胜似春光，　　寥廓江天万里霜。　　10月下旬，和贺子珍随闽西特委机关撤出上杭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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