贺子珍遭敌机轰炸，准备为她开追悼会。看到她们平安归来，又惊又喜，诙谐地说：“你们这是人回来呢，还是鬼回来了?”　　贺子珍在上杭读了一年左右的书，蒋介石的第一次“围剿”就开始了。她来到了部队，来到了的身边。跟随着进行反“围剿”的战斗。　　1931年7月，蒋介石又调动3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“围剿”，并亲自督战。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，红军粉碎一、二、三次围剿，采取的都是机动灵活的运动战，用战斗部队大幅度的快速机动，出奇制胜，打击敌人。　　这样，部队差不多天天要行军，有时甚至是连续的强行军，中途休息的时间很短。贺子珍经常只能挨着山边的岩石靠一靠，打一盹，同志们一碰胳膊肘，说声“走了”，便又上路了。　　她仍然负责文件的保管工作。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的爱人曾碧漪身体不好，也同贺子珍一起管文件。每次队伍出发，文件箱由雇来的挑伕挑着，她们就跟在后面走。　　她们保管的都是极为重要的文件。除了党的文件、中央发来的电报外。还有白区党组织送来的情报。她们不仅负责管理文件材料，还主动收集活情报。　　经常的急行军，使贺子珍疲惫不堪。她对曾碧漪说：“现在要是让我躺下来美美地睡一觉。我能睡它三天三夜呢!”　　“是呀，我也想睡觉，要是能睡会儿，就是一两个钟头，我就知足了。”曾碧漪这样回答。　　可是，好容易盼到队伍停下来，她们又忘了那个美好的愿望，顾不上睡觉了。队伍一停下，她们便急急忙忙走进村庄，去找当地老乡了解敌情。　　在反“围剿”的斗争中，红军经常同敌军兜着圈子走。敌人到处追踪红军主力，企图进行决战。　　因此，红军常常出现在敌人鼻子底下行军的情况。有时昨天敌军在这个村庄驻扎，今天红军开到这里来了。　　虽然红军有专职的侦察员了解敌人的动向，可是她们两个人觉得光这一条渠道了解敌情还不够，她们是总前委的后勤，负责为总前委领导提供情况，负责收集更多新的、活的情报。因此，没有任何人交给她们这个任务，她们却主动承担起来了。　　苏区的群众对红军比较了解，有深厚的感情。贺子珍她们来到乡亲中，群众总是详细地告诉她们：敌人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，什么番号，有多少人，向哪里走了。她们把了解的情况及时向总前委报告。　　她们的报告，同侦察员的情报往往互相印证，互相补充，使总前委对敌情作出正确的判断。　　后来，总前委的领导很重视她们反映的情况，有时还主动向她们打听敌人有什么新的动向。　　她们是文件的保管员，又是宣传员。向来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，也重视群众的政治工作。在他的倡导下，红军从干部到战士，人人要做群众工作，这已经成为红军的传统了。贺子珍回忆说：　　“爱用鱼水关系来形容红军同群众的关系。他说过，三国时候的刘备，把诸葛亮比作水，把自己比做鱼，用这个譬喻说明诸葛亮重要。我们人是把群众比作水的。只有把根子扎在群众中，我们才能打胜仗，立于不败之地。这个道理，红军上上下下都懂得。所以，即使在古田会议以前，红军中存在一些旧军队的作风，如打骂士兵等，但很少听说有打骂群众的。”　　还常常教贺子珍做群众工作。他说过，要同群众打成一片，一定要做到三条：同群众生活在一块，劳动在一块，吃苦在一块。　　贺子珍把这三点都做到了。她常常是在一边帮助群众干活一边调查了解敌人情况的。贺子珍在了解敌情的同时，还常常调查了解这一带的分田地、建党和群众发动的情况，发现什么问题，及时向当地苏维埃政府反映，帮助解决。　　贺子珍做群众工作是很有一套办法。在一、二、三次反“围剿”中，一项重要的任务，是动员群众实行坚壁清野。　　苏区群众开始对“诱敌深入”的方针是有抵触的。群众觉得，战斗在家门口进行，坛坛罐罐肯定要砸烂；敌人凶恶残忍，烧、杀、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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